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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正式下的文件、没有公开的领导讲话,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他们奉为圣经至宝。
这些革命小将以先知先觉者自诩,在全县普遍点燃了革命造反的熊熊烈火。烈火所烧之处,伴随着揪斗旋风;火借风力,风助火势使瓮城县无处不在燃烧。瓮城中学红卫兵小将工作成绩很惊人;刚学汉语拼音的红小兵、文盲老太太、穿着褴褛大裆裤的农民、满身油污的工人都打起了“造反有理”的旗子上街游行。田园荒芜、机器生锈,他们都置之不顾了。
有人已冲进县委、县政府办公大院,揪斗县委书记和县长,要他们低头认罪。夏如锦为自己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而自豪骄傲,兴奋不已地自自语:“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在这如火如荼的造反浪潮中,许敬修他又找了个隐居的好去处,那就是抄写**诗词,抄好后贴在墙上供大家欣赏。谁又不敢说他这样做不是革命行动。纸完了、墨完了他就到红造司后勤部去领,没有人敢于拒绝他,他似乎成了超脱的神仙。
揪斗会一个接一个,揪斗的方式层出不穷,不断有新鲜奇特的斗争花样被创造出来。土改时斗地主的高罐罐帽子给走资派戴在头上,让“牛鬼蛇神”自己敲着破铜盆子,口中高喊:“罪该万死!”游来走去,更叫人害怕的是,初中那些懵懂的同学竟然把自己认为是牛鬼蛇神的老师、甚至追随过这些“牛鬼蛇神”的同学不管男女逮住硬压着剃个阴阳头。凡此种种,令人瞠目结舌。
王征在此期间,紧闭嘴巴,好说风凉话儿的脾性刹住了。他见此此景又忍不住对许敬修说:“你看这算啥嘛!拽着马戏丑角上游走,革命战友们都成了走江湖耍猴卖艺的。社教运动也没这样侮辱人格呀!这是搞文化大革命还是自当跳梁小丑?”许敬修嘿嘿而笑不答。
夏如锦本来家离学校不远,原先上课时,她和吕春都是走读生。而今,由于革命工作太忙了,索性搬来住在学校女生宿舍里,接连几个礼拜不回家,爸妈的容貌已被“革命造反”挤出了脑海。至于一直关爱她的那位同父异母的兄长夏如山,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北京地质学院参加了哪一派,是保皇还是造反?他很久没给夏如锦来信了,大概太忙于革命造反工作,抽不出空儿来给她写信,这她能理解。她一门心思地以“造反,造反!”来对亲人回报。
“**他老人家身体非常非常健康!他老人家接见了我们,林副主席手摇着《语录》本就在他身边……”夏如锦对周围一群红卫兵在讲述自己去北京,**接见红卫兵的整个况,一人问:“**都说啥子啦?”夏如锦望了那个四川籍女红卫兵一眼说:“**坐在卡车上,向我们挥手说:‘革命小将好!革命小将好!’我们脚跳着,手摇着《语录》有节奏地高喊:**万岁……我的鞋都不知道啥时候跳掉了……”
突然学校外边一阵高音喇叭高喊:“瓮城县工农总部向瓮城中学革命造反派问好!向革命造反的战友们致敬!”夏如锦立即又带领着那些红卫兵们奔出校门,迎接革命战友。
只见一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大型宣传车,特有气势,令人震撼。两边车帮上各贴一条大标语:“打倒走资派褚哲明!”“打倒三反分子夏吉宪!”。戴着红袖筒的彪形纠察四人,两人两旁押着这两个阶级敌人。其中一个是县委书记褚哲明,另一个五十来岁谢顶略高长方脸的就是县长夏吉宪。其扭押姿势都是最流行的“喷气式”。书记、县长胸前各挂着一块六十多公分宽、一米来长的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褚哲明”“叛徒、特务、走资派夏吉宪”,名字上都打着红叉叉。两个纠察不时地把夏吉宪的头朝下按,他那脖子像是一根弹簧做的,在外力作用下头就低下了,稍一松手头又抬起来。
33.第四章(5)
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那个女播音员用醋溜普通话宣读着夏吉宪的种种罪行,间隔着播放一走了调儿的歌曲《造反有理》。***
卡车开得很慢,到瓮城中学门前就停下来,对着学校将夏吉宪的罪行播送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从高音喇叭里传来一个女人尖锐的呼口号声:“打倒现行反革命、走资派夏吉宪!”“造反有理、保皇有罪!”接着又轮换为一个男人用陕南普通话吼着:“向瓮城中学的革命小将学习!”“向瓮城中学的革命小将致敬!”
两个男女用高音喇叭声嘶力竭地高喊大呼一阵子,卡车才慢慢地开走了。这种游斗要比瓮城中学的红卫兵那种耍猴式的游斗档次高多了,看来这是有一定政治经验的人参与策划的。
同时,县政府办公大院、家属院的墙壁上糊满了大字报。有的语通顺、条理讲究;有的句子不通、条理混乱;有的以揭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乱骂胡说,设词不堪入目,侮辱着其人格。例如:明明夏吉宪现在的妻子是自愿与他在延安结婚的,却被说成是他勾引来的房东女儿。这分明是一些人闭着眼窝,操着笤帚,蘸着屎尿给人头上脸上乱抹,你有什么办法?一以蔽之,就是要把县长夏吉宪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他那在县医院当勤杂工的妻子范美芹,也被几个“造反派”姐妹控制着,不许她回家,进行虚张声势地批判,要踢开她这个县医院里文化革命的绊脚石。谁都明白,凭她一个勤杂工,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医院的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如果罢了她掌扫帚的职,清洁工作谁来搞?她受批斗的时间要比她工作的时间少得多。但比以前轻省多了。因为打扫卫生的人比以前多了,有院长,有权威医生,她倒成了文化革命的“既得利益者”。
经过游斗的夏吉宪和一批定为“牛鬼蛇神”的县委、县政府领导被关在“牛棚”,随时准备在批斗大会上、游斗车上粉墨登场,或者被工农造反总部的纠察押着,臂戴白袖章打扫街道。开始,有人不堪其辱,企图自杀。后来时间长了,有时还跟关押他们的纠察开一半句玩笑。个别心大胸宽的“牛鬼蛇神”还刁空双手后背,弯腰仰头自练“喷气式飞机”功,以备批斗会上能较持久地保持这种姿势不至于昏倒,“牛棚”的日月也未必像火焰山那么难过。
确实有人就没逃过此劫,张有算是一个。
张有是个不识字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解放后政府安排他在瓮城县武装部挂了个副部长的职务,不过是领工资的虚职。倒是经常被学校、单位请去做些有关革命历史的报告。
一次报告中他说:“我参加革命的原因,是在家没得饭吃,听说红军那里能吃饱,当官的不打当兵的,就投了红军。后来还后悔了,在红军那里还是吃不饱,受的罪跟六一、六二年挨饿是一样的,后来受到革命教育就跟红军走到底了……”当时没人反对他这说法,认为他说的实,是一个红军战士的成长过程,很朴实很感人。
文革开始,有人对他那些“谬论”上纲上线地分析批判,红卫兵便揪斗他,要他低头认罪。可这个张有也太硬太倔了,大喊大叫:“老子在机枪子儿面前也没低头!咋能给你们这些小**低头……”红卫兵也就越斗越气愤,拳脚越狠。他不能容忍自家的人格、尊严受人践踏。在一次激烈的批斗会上,猛然挣脱控制,一头朝砖墙撞去。当下脑浆和鲜血红白相间顺墙流下,结束了他自认为革命的一生。
上午还是瓮城中学红卫兵造反司令,热洋溢地向瓮中红卫兵小将宣讲**在北京**广场接见红卫兵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的夏如锦,下午就成了众矢之的。吕春先向她难,当瓮城工农造反总部的车刚一开走,她就在校园里贴出了“狗崽子夏如锦滚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红卫兵们向黑五类狗崽子夏如锦反戈一击的时候到了!”的大标语。一时此类大标语糊满了瓮城中学校园的所有墙壁。
吕春又及时串联上几个高三、高一、初中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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