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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老太太们闪开了身子,从身后推出了一个面红耳赤的姑娘。
3.第八节 前科(3)
“他冲你耍流氓了?”
“啊,是,我……我刚从厕所出来,他就……就……”姑娘的目光游移着,支支吾吾。
“行啦,你也甭说啦,跟着上派出所去一趟。”苏五一说完,回头看了看我,我知道,该我上了。
刚才把手铐拍过来,就是这意思。
在电影电视里,是看见过警察给犯人铐手铐的,譬如美国的警察,往往抡起手铐那么一钩,就跟肉店的伙计抡起大铁钩子,往整扇的猪肉上甩似的。中国的警察庄严一点儿,没那么随便,可也够利索的:郑重地走到犯人面前,“啪”,“啪”,左一下,右一下,拍两下巴掌,那手铐也铐上了。这回轮到自己来一回,美国警察那一手咱玩儿不了,咱就中国特色吧。板着脸,郑重其事地走过去,这会儿心里突然冒出了一股子什么滋味?还真有点儿说不清道不明的。是不是有那么点儿虚,好像老大对不起人似的?甭管怎么说,您铐的可是一个大活人哪。咱从来都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不是?再说,咱也没干过这活茬儿,不知怎么下手啊。
那家伙倒挺自觉,看我拿着手铐过去,早早儿就把胳膊抬起来,把手并一块儿,伸过来了。我把半月形的一半托在他的一只手腕上,把另一半扣过去。也邪了,电影里看民警“啪啪”那两下,觉得那手铐挺松快的呀?轮到自己上去铐了,这才觉得这手铐的钢圈并不算大,真的也“啪啪”,弄不好就得把人家白生生的手腕子给夹了。我用一只手托着手铐的一半,另一只手的手指把那手腕上的皮肉往边儿上推,趁着有了那么一点儿空隙,将那手铐的另一半一压,只听“咔”的一声,算是把一只手给铐上了。我拎起手铐的另一头,找犯人另一只手腕的时候,苏五一过来了。拍了拍我的肩膀,插到我和犯人中间。我知趣地让开了地方。只见他漫不经心地捉起了手铐,当它再被提起的时候,钢圈的两瓣已经张开了,像是说快板书的,立起了那两块竹板儿,马上就要击板开说一样。那“竹板儿”凑到犯人的手腕边,只见上边的那一瓣猛地向下一叩,“啪”,大功告成。一个黄澄澄的圆,把那白生生的手腕箍了进去……
警车依然呜呜地叫,拉着我们回派出所。
“戴手铐的旅客”蹲在一进车门的空地儿上。
我在外地坐长途车旅行的时候,见过那些走亲戚的农民们带上车的鸡,它们被缚住双足,也是被扔在那个地方。
我坐在前排,他就蹲在我的膝盖前面。
“长,长,我……我错了,我认罪,您打我,骂我吧,罚钱也行……可我……我求您,甭告诉我爱人,行不?我求您……”他突然趴到了我的脚下,先是结结巴巴地说,一会儿竟呜呜地哭起来了。
“别,别价!”我赶紧把被他攥住的脚缩了回来,那会儿好像已经忘了这是你抓来的违法分子了,竟手足无措地喊了起来。
要命的是,他居然也把我当成了“长”。
“去!”苏五一伸过他的脚,把脚尖往远处点了点,示意这位离远点儿。
乖乖儿的,退了回去。
“这人哪,老是处理不好‘老大’跟‘老二’的关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没辙,这‘老二’,就是调皮,一不当心,就给‘老大’找了麻烦了!”也不知道苏五一是在对我说,还是在自自语。听下去,才明白他是在教育蹲着的那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老大’管严点儿啊,净让‘老二’乱跑,也不讲个交通秩序,违章了吧?后悔了吧?……”
那位不再吱声。
苏五一也不再说什么,头靠到坐席背上,闭目养神。
“我说‘长’,”苏五一的眼睛仍然在闭着,“您对这些家伙挺仁义的啊……”
“谁?我?”我冲蹲着的那位瞟去一眼,扭脸看着苏五一,他的眼睛现在算是睁开了。
“可不,您没瞧您刚才铐手铐那架势哪。那哪是铐手铐啊,那是萨马兰奇给奥运会的金牌得主颁奖哪!”
4.第八节 前科(4)
…………
二
早在六年前就想写这篇小说了,不信您可以查一查1987年年初的《光明日报》。***那时候我刚刚写完了《鬈毛》,反应挺“火”,于是就来了个《光明日报》的女记者韩小蕙,说是想写写“作家动态”,请问下一步的打算。按说一个写家是不应该早早就为自己尚未出世的作品做广告的,不过,韩小蕙可是老朋友了,甚至在我开始学着写小说的时候,和她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一起被《北京文学》约稿,凑到一块儿写小说。后来各行其道,却也离不开舞文弄墨。这么久的交,是很难不从实招来的。这么着,《前科》也就早早儿地被预报出去了。
然而,到了今天才写。
或者说,到了今天,才算是有了一点儿写下去的把握。
我不知道别的写家是不是也会遇到和我类似的困难,惟独我一个人低能也未可知。
之所以写不下去,是因为对这位苏五一最初的心思,总是琢磨不透。
这位苏五一现今已经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时不时就过来看看我。有时候甚至他夜里巡逻的时候,没什么事了,偷偷上楼来陪我喝二两。有时候专门给我带来一位有趣的人物,为我提供很多趣闻。当然,更实际的帮助也有:冬贮大白菜的时候,他率领他们所里的几位小民警,把一抱一抱的大白菜给我送上了楼。更有趣的是,有一次他在现场值勤中不知怎么逮着了一部“大哥大”,深更半夜给我打过来,对他们正在进行的任务来了一次“现场直播”:“……我们在树丛里猫着哪,真他妈冷。您说,这叫人干的活儿吗?那家黑着灯,没动静……您说什么?……没事儿,我这用的不是执勤的电话,是一个小子借我的,大款的,没错儿,‘大哥大’……闷得慌啊,跟您聊聊啊,您不就想打听这玩意儿,写出来骗钱吗?……没错儿,这滋味儿真他妈不好受,一宿哪!……得,不能跟您说了,那边过来一个人影儿,保不齐兔崽子回来了……哦,不是,咱接着聊……我们派人去看了!派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去的,嗨,假装收救灾的捐款呗……说朝里屋看啦,没动静。我们估计这小子得……得,甭说了,这回是真的回来了……”
交到了这个份儿上,还是没好意思问他:您当初跟我这儿人模狗样儿的,是当真,还是装孙子哪?
中国这地面上的人物,有时候就是让人眼晕。往高了说,**见了斯大林,谈了一溜够,也没让伟大的斯大林明白他想的是什么,愣把伟大导师急得眼儿绿。这**还是湖南人氏呢,要是北京人,不得气得导师把盒子炮拍出来?
北京人的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有时候连最地道的北京人听着都把不牢。
有一位上海来的编辑到我家,抱怨北京的某某作家不通理。
“他怎么能说我是骂他?我怎么能骂他?我是诚心诚意地去约稿的呀!他可好,听我说了一大堆好话,最后倒跟我这儿板了脸,说:‘您这可是骂我。’我……我……说的真的全是好话,也全是真心话,我可没有半点讽刺的意思。再说,我又何必偏挑跟您求稿的时候讽刺您?……”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他应该怎么说?在您说了一大堆好话以后,他说:‘谢谢——thnkyou’?那说不定是个老外。他说:‘过奖过奖,不敢当,不敢当’?俗了。北京人哪儿能俗啊,他不给您来个正话反说,怎么能透着幽默?”
有一位记者到我家,嘲笑王朔“放狂话”。
“狂得可以,狂得可以!敢说他那《爱你没商量》一不留神就写成了《红楼梦》,顶不济也是一本《飘》。你们北京的侃爷,可真敢吹!”
您瞧,王朔该怎么说才好?说我这剧比《红楼梦》差一大截子哪,比《飘》也还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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