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报告

    那个王工程师也竟然写了证明材料，说自己在洗澡的时候，有人趴窗户，她吓得赶紧跑了出来……

    柳青不知道张华涛这最后的话是否是一面之词，但凭一个女人和警察的直觉，对张华涛的陈述她是相信的。不过在那个时候，女警官觉得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她只说：张华涛，你今天找我来听你说这件事，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吗？

    张华涛说：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很不错的警察。其实那天在掘尸现场，你已经向我走来了，我当时在车里……

    柳青问：是那辆蓝色的面包车？

    张华涛说：是的……你很棒……我很佩服你。

    柳青停顿了一下，然后又问：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张华涛站起身说：我请求政府在行刑前不要剃掉我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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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刑报告（八）

    1995年1月20日，落城是一个阴天。一个月前的那场雪还没有被融化，在凛冽的寒风中变得非常坚硬。今天是〃8？24〃案四名主犯被执行的日子。

    刑车和警车七点整准时到达监狱。这个监狱，还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遗物，按照苏俄的设计模式建造的。高墙之内是几幢三层楼的监舍，围成一个四方形的院落。死囚则被羁押在地下室，有专门的通道。执行任务的武警和法官、检察官进入到里面，对四名死囚分别验明正身，准备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很快，这几个人被押出来了。

    第一个出来的就是张华涛。司法机关满足了他的愿望，没有剃掉他的头发，因此在柳青的感觉中，他的脸上不容易发现那种死亡的气息。柳青戴着墨镜，她的面部并不朝向他，但视线一直在注视着那个人。张华涛看看天空，用手理了理头发，然后他的双臂就被拇指粗的绳索捆绑起来了。一只写有〃强Jian杀人犯张华涛〃的斩标插在了他的后背上。他的名字已经被打上了红色的叉。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本来，张华涛是应该由武警战士押上警车的，但是他自己一个箭步跳了上去，身影轻捷如同表演，却弄得武警一场虚惊。他走到前面，又看了看天空，然后埋下了头。

    他的几个同伙却表现得十分糟糕。三个人中间有两个已经尿湿了裤子。还有一个根本就站不直身子，完全是被搀着出来的。

    警车在市区走得很隐蔽，是从监狱的后门出发的，那里有一条路直通刑场。一走出监狱，警车就拉响了警笛。一共是五辆车。前两辆是刑车，坐着武警和死囚。后三辆是警车，分别载着公、检、法等相关部门的监刑人员和有关工作人员。刑场设在市西郊的一片荒地，对面是同样荒芜的凤鸣山。那儿没有树木，只有野生的蒿草，长得很茂盛，风过时，就有那种轻微的唿哨声音。

    到达刑场的时间是八点一刻，那时，太阳已经从人们的身后升起了，刑场上的蒿草被染上了一层橘色。四名死囚被押到了指定的位置，被按跪在地上，面对着凤鸣山。他们一字排开，彼此间隔大约在十米。然后，由法医对射击部位用粉笔画上标记--即在左背的心脏部位画上一个圆圈。执行的武警便把枪口对准它，进行近距离的射击。这样做，是最大地体现人道精神。死囚被剥夺生命，这是对他们进行的惩罚，他们需要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但死囚照样是人，需要用最直接最迅速的方式结束他们的生命，减轻行刑过程中的痛苦。从前，执行枪决有射击头部的，现在这个做法已经被纠正了，因为这样死者的面目就很难看。死囚也同样有着人的尊严。

    监刑的法官对每个死囚都要问上一句：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这是给他们提供最后的机会。有的案件，也有在这个时候发现新线索的。但有的死囚就信口开河地胡说，目的是想多活几天吧。当然这也只是他们的一相情愿。

    柳青站在距离张华涛不足十米的地方。她清楚地听见他说：我罪有应得。我愿意将我的尸体捐给医学院。

    法官说：那需要你本人出示一份委托书。

    张华涛大声说：我自愿将尸体捐给医学院！你们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的。

    法官没有再说什么。

    那天执行，是从右往左。每个执行任务的武警的枪膛里只允许装一发子弹。这是防止意外的情况发生。

    当现场指挥发出执行死刑的命令之后，枪就响了。连续三枪响过，那三名死囚都是一枪毙命。最后一枪，射在张华涛身上，不料不仅没有把这个人撂倒，反而让他腾地转过身来了。他冲着执行任务的武警大喊了一声：哥们，再来啊！

    那个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立刻就晕倒了。班长立刻上前把张华涛按倒，用脚踩住他的脖子，对着他后胸连续打了三枪。张华涛像只包袱那样向前倒去，但身体还在往前挪动，他的头部像一把犁那样在荒地上〃犁〃出了一道辙。班长再次上去，又打了三枪。总算结束了这个罪人的生命。

    行刑之后接着就是验尸。这时，法医会用一根钢尺插入死囚的后脑的枕骨部位，伸进去对延髓稍作搅动。再观察瞳孔是否已经扩散。死亡以犯人的意识消失为标志。有的犯人在意识消失之后，还尚存一丝呼吸。张华涛就是这样的。行刑人员将他的尸体翻过来，看见他的几个弹出点还在不断地、有节奏地向外喷血，连同被击碎的肺组织一起喷出来。最后，他的呼吸完全停止了。

    那天负责给张华涛画圈的是法医汪工，在回来的路上，柳青这样问法医：你是故意把那个圈画错的吗？

    法医没有回答。

    柳青看着他，说：汪工，有必要这么干吗？

    法医说：我恨这个家伙！

    柳青说：他已经还债了。每回从刑场回来，执行任务的同事都不怎么说话。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这里面既有对正义伸张后的那种扬眉吐气，也有对那些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罪人的惋惜。罪犯也是人啊，他们自然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但他们被剥夺的同样也是生命。

    柳青第一次去刑场是在三年前。那次处决的是一个叫何小竹的年轻女人。她是因为谋杀丈夫而死的。女人谋杀亲夫，一般都是与私通有关，是现代版的〃潘金莲〃。但是，这个何小竹的情况不同。她是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折磨而这么做的。这个女人说，她几乎每天遭受丈夫马江的殴打和蹂躏，她说这个男人一喝酒就发疯，然后就无休止地折磨她。手段很没有人性，先是要行乐，接着就骂她是根木头，连哼哼都不会。然后便是拳脚相加，还把她赤脚撵到外面的雪地里。

    妇联上了她家，找到了那个马江。可是，马江根本就不承认自己对老婆无礼，反而说何小竹脑子有毛病，应该送精神病院。弄得妇联也没有办法。何小竹后来也上过法院要求离婚，但法院居然也没有受理。

    于是在8月的一个上午，刑警队接到邻居的报案，说好几天没有见到那个马江的身影了，又说他家里散发出一种臭味。刑警队赶到现场，发现死者正是马江，而且已经被分尸了，卸成了几大块，堆放在卫生间里。奇怪的是何小竹没有跑，警察敲开门的时候，她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在床上睡觉。见门外站着警察，她就明白了，说：你们来了，我去洗个脸，跟你们走。我总算好好睡了一觉。

    何小竹后来被处以极刑。当她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时，突然大喊了一声：叔叔啊，你们饶了我吧，我才二十五岁啊！

    柳青在今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们是人间正道的捍卫者，同时又是剥夺他人生命的直接责任人。这种角色在特定的场合，对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在侦破一个案件的时候，当罪犯被捕获的时候，当他们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你会为这份职业感到欣慰和自豪。但是在刑场上，你会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是你的同类，不是牲口。所以，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事先是不和死囚打照面的。那很残忍。死囚最后的目光会像一道恐惧的影子追随着你的一生。我自然理解那个年轻的武警战士。如果换上我，也会一样的晕倒。

    被处决的四名罪犯，张华涛的死还是让我感慨。我又想到了三年前被处决的那个何小竹。他们都是不该死的。如果张华涛没有遇见那桩倒霉的事，他不会就这么被部队退回来。他会在服完兵役后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