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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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后，鲁光把这书画展办成了。***满以为靠他在画界的人缘和面子，不会费多大工夫，后来才现殊非易事。整个画展的筹备过程，其实就是鲁光向文艺界的朋友们宣传奥运的过程。画展开幕时，我因在外出差没有赶上。回来听同事说，那天文学馆群贤毕至，高朋满座，其中既有政界名人，也有体坛精英，还有文场画坛的大家。最令人吃惊的是，鲁光几乎把当下的著名书画家悉数惊动，许多画界大师，听说是迎奥运的专题展览，都专门进行了创作并以得意之作参展，成为了一次文艺界同心迎奥运的淋漓尽致的展示。

    说到这件事，鲁光在自述中说，人生如梦。一个梦接一个梦地做，一个梦接一个梦地圆。

    好个“人生如梦”的新解。

    我相信，这“新解”也来自奥林匹克精神的激励。

    13。“967岁”的杜长义有话要说

    杜长义是我的老朋友、《北京日报》退休编辑，几天前来了个电话，给了“贴吧”一番鼓励，随即说要给我讲关于他自己的故事。

    他告诉我，前不久他得了脑血栓，被收入院治疗。到了神经内科病房，现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居然有五六个护士迎候在护士站，心头顿有感动涌将上来。后来才知道，之所以得到如此恩宠，是因为护士们得知，患者杜长义96岁，这才严阵以待，准备把他当个瓷人儿似的捧着了。及至见到他，护士还问：“病人呢？”杜长义说：“什么病人？我就是病人啊！”护士说：“啊？您96岁？不像啊！”他说：“谁说我96岁，我67岁！”护士们哈哈笑了起来，说那肯定是住院处写错啦！

    到了病房住下，验血验尿一通忙乎后，医生来了。医生说：“您就是杜长义吗？您可967岁啦！”“什么？那我得哪年生的呀！”“您看，这写着呢，您的出生年月是1041年！”“那……那我就是宋仁宗的子民，和包青天同代啦！”大家一起哈哈大笑。医生建议他，一定要到住院处把出生年月改过来，否则医保没法儿报销。可怜我这老朋友杜长义，拖着脑血栓之躯，颤颤巍巍又找回了住院处，声明自己没有967岁，不过区区67而已。岂料还没开口，住院处对这位要求更改入院病历页的患者还颇不以为然。“我们怎么会错？那怎么能随便改？”杜长义说：“你们开的单子上明明写着我出生于1041年，我的病床卡上还写着我967岁，您是让我真认了967岁不成？”……辩论的结果当然是喜剧，住院处最后也是哈哈一笑，把病历页改过了事。闻“寿”而忧的杜长义担心的倒是，这家医院也算北京的名牌医院之一，而且还是奥运期间接待运动员诊治的单位。杜长义说：“给我加上900岁没啥，给人家加上900岁，麻烦啦！”

    我也忍不住在电话里哈哈大笑。我说怎么可能！话音没落，现另一个900岁就真的在我眼前给加上啦——北京电视台正播出一个介绍奥运礼仪的节目，一位姓金的礼仪教授在电视里侃侃而谈。最后，女主持人总结道，各位观众，早在1008年，中国就有人提出，什么时候由中国人主办一届奥运会，现在，这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我的天，当天上午**主席接受境外记者的集体采访时刚说过，中国人办一届奥运会的梦想，是在一百年前，1908年提出的，谁想到，两个小时不到，中国人的梦想又被她提前了九百年。我当然知道，这失误不过是主持人的一个口误，可怕的是，字幕上也没有纠正。当然，即使没有纠正，也无碍大局。国内国外，主持人口误之实例多乎哉。奥运期间，百密一疏，谁又能保证没有一点失误？

    不过，我和杜长义一样，还是希望这笑话少一点好。

    这篇“贴吧”写好了，给一位朋友念了一遍，他哈哈大笑，却对我的结语不敢苟同，说：“如果没有这些，那生活还有什么劲？”

    也对。

    14。t3遭遇安保

    前几天到烟台参加冰心纪念馆开馆，出前想起都机场的安检又加了一道，开始有点烦。后来我想，我这“烦”有点可笑。是不是因为觉得“跌了份儿”——咱是良民啊，连咱的裤腰带都捏到了，栽面儿啊。栽面儿的事北京人是不干的，北京人是爷啊！其实有啥啊，人家防的是坏人，又不是咱。咱就提前点时间出门，到安检那儿心平气和地排着，规规矩矩地过关。都这么心平气和、规规矩矩，坏人就少了机会，就是大家伙儿的福分。再说，权当去体验一把，说不定还可以弄出篇“贴吧”呢。听说都机场的安检，用了警犬，当然也用了不少高科技，咱能开开眼，又能挣稿费，有啥烦的？第一道关设在候机大楼的入门处，只见一个安检员手拿一张纸条，在入门者的旅行包提手、拉链等处蹭了蹭，然后拿到仪器上试试，一般都显示为正常，就放行了。时间很快，并不繁杂。据说这方法是检查来人是否带有放射性物质的。报载：刚刚做过放射性治疗的旅客和严重的糖尿病患者可能会因仪器显示为“可疑”而遭遇询问。因为治疗的残存物会在敏感的机器上有所表征。说实在的，我还真希望我的“糖尿病”由此整出点故事来，那这篇“贴吧”就有点戏剧性啦，可惜在下的“含糖”资格还不够服用如此高档的药物，故此过关时也没整出啥动静来。

    4.第十节 菊杰是一把火炬（4）

    不过，当我走过最后一道安检口，和同行的小李一起来到休息室坐定喝茶的时候，一件趣事倒找到我身边来了。

    过来的，应该是一位专管巡视安全的管理人员，只见她走过来，忽然指着我身边问：“这包是谁的？”我这才现，就在我的座椅旁，居然有一件无主的行李。我虽愚钝，一件无主行李意味着什么，还是明白的。虽然没像个兔子似的撒丫子就跑，但冷汗还是冒出来了。只见坐在柜台旁值班的服务员闻声过来，回答说那人可能上厕所去了。巡视者很严肃地说：“多久了？为什么不报告？”……往后的故事怎么展，我就不知道了。或许她需要再等一下，免得行李的主人回来了，找不到包包儿跟她算账；或许她应该联系一下警察，把这包包儿送到“防爆箱”里去？不管她怎么决定，我都没心思听下去。记得我当时悄悄地给小李使了个眼色，和他一起拿起我们的提包，挪到远远的地方去了。

    倒没有更多的惊慌，只是惭愧：呜呼，我好歹也是个走南闯北的人呢，一件无主行李放在你身边，你竟然熟视无睹！静下心来，又想，其实也未必真是个“无主”的行李，极可能是一次小小的虚惊罢了。即使如此，我也应该为此感到欣慰——看来，t3航站楼的安保还是蛮警觉的，只是……只是他们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好呢？比如当您现了一个无主的提包，您可以轻声去询问，悄悄地去解决，大可不必当堂问责，惹得我辈也心惊肉跳一回。幸亏我的糖尿病还没有展成为心脏病，否则冷汗过后，能不能提着包儿溜号，都难说啦！随即又想，固然安检工作势在必行，马虎不得，但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周到一些呢？比如我们的安检员们，是不是能更多一点轻松的笑容，把那点责任感、使命感、与恐怖活动决一死战的严肃藏得更深一点？甚至我还建议检查站不妨准备一些卡通贴画儿，里面是一张笑脸或是一个高挑的大拇哥，找几个放暑假的孩子当志愿者，给每位受检者贴一张，他们还能烦吗？如果你的员工有一点幽默感，检查完了，再跟他贫两句，说不定人家以后就得专门奔你这儿过安检门啦，开心啊！

    15。天通苑雕塑之争

    蓟县农民雕塑家于庆成当全国政协委员时，曾和我同在一组。认识他之前，我已看过他的雕塑作品，那粗犷夸张的造型，风霜磨砺的质感，仿佛一下子浓缩了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命运史，让人瞠目。相识后，他的质朴、直率，对艺术的执著和对生活的感受力，更令我钦佩，遂成莫逆之交。

    政协会一散，见面机会就少了。有一次我和几位作家朋友到哈尔滨太阳岛，忽见岛上已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