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全本）

联的会，看他给人家奖，看他给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就跟国家元似的，还知道理理花圈上的挽带，人五人六儿的，像着呢。如果让他这样“萨马兰奇”一回，不知作何感想？

    悲天悯人的刘心武呢？谦恭好礼的老北京赵大年呢？风度翩翩的报告文学家理由呢？

    妻子不在家。我们的女儿还小，为了让我安心写作，她们都在姥姥家住。车子快骑到家的时候，想起来回去还没有饭辙，拐到一家干净点儿的小饭铺，胡乱吃了些东西，回了家，沏上一杯茶，躺到沙上，继续胡思乱想。

    最遗憾的，是让陈祖芬逃了。其实，最该“萨马兰奇”一回的，是陈祖芬。

    “哎呀，我可去不了！真的，我就怕接触那些流氓小偷，我写的全是光明的东西，我接触不了阴暗面……”据说，当文联的领导把上级的指示告诉她的时候，她在电话里急赤白脸地嚷嚷起来。

    据说，这况又被反馈回了那位指示的领导同志那儿，那位领导语重心长地说：“越是这样，越要锻炼锻炼嘛！”

    没错儿，越不敢“萨马兰奇”的，就越得要她“萨马兰奇”一下！

    可惜到了儿还是让陈祖芬逃了。不知是不是因为祖芬不是党员，所以他们不好再逼她。

    而刘厚明、刘心武和我，简直就跟被人押送去的差不多。

    9.第八节 前科（9）

    那几天我们正在友谊宾馆开全国青联委员会，一辆上海轿车拉来了我们文联的书记和作家协会的书记。

    这次活动的意义，早已向我们宣布过一次了：“这是一场不是‘运动’的运动，这是一场比土改还要深刻的运动！”

    下面的话同样在电话里给我们传达过了：“所有的作家，写长篇的，放下长篇；写剧本的，放下剧本；开会的，请假。限你们三天内到公安局报到。除了老得走不动的、病得下不来床的，谁也不能例外！”

    两位领导就是专程到这儿接我们来了。

    真难为这两位。看得出，他们也想不通，可还得苦口婆心地来劝我们。

    那时候的我，还是个“士可杀不可辱”的我。

    其实，早从苏五一那儿，或是从新华里老者那儿学上一招儿，我又何必口干舌燥七窍冒烟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了足足有三个小时？

    那三个小时里我说，我当然欢呼这场不是运动的运动，当然欢呼这场比土改还要深刻的运动，就像我当然欢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欢呼“清除精神污染”，欢呼“五讲四美三热爱”，欢呼解决北京的公厕问题，欢呼“门前三包”，欢呼“禁止随地吐痰”，“禁止乱扔废弃物”一样。我说我对犯罪分子的仇恨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少。我刚买的一辆崭新的“凤凰28”就让他娘的这帮乌龟王八蛋给偷了；我老婆回家晚点儿，我就得为她提心吊胆；我家门口安了两把锁，出差三天右眼皮就开始跳……我也恨不得把那些兔崽子通通枪毙。可这事不是我能干的呀！我不会侦破不会擒拿不会审讯不会搜查，我不明白干吗偏偏要让我们去侦破去擒拿去审讯去搜查。受受教育？应该应该太应该了。可您不觉得这有点儿像以前说的，用枪杆子押着作家去深入生活的意思吗？再说您不担心我们都去写派出所拘留所，写逮捕、判刑、枪毙，可能有损社会主义的光辉，反倒造成“精神污染”吗？再再说我正在写历史小说，写共工写颛顼写刑天写蚩尤，虽说这帮东西也闹腾得可以，可和“刑事犯罪”沾边儿吗？再再再说能不能容我写完了再去“补课”？哪怕容我写完了这一章？不然拎上个把月的手铐警棍，我的绪怕是找不回来啦……

    同样“士可杀不可辱”，同样口干舌燥七窍冒烟滔滔不绝慷慨激昂的，是刘厚明和刘心武。不过，我们的结局也都是同样的，谁也没能在那两位苦口婆心左右为难不动员成功无法复命的领导面前铁石心肠。最后，我们到底坐进了那辆“上海”，让它拉着我们到了公安局。我们微笑着，和局长副局长分局长副分局长握手寒暄，我们说我们很高兴能有这样一次锤炼锻炼磨炼大开眼界的机会……然后我们又分别被送到了各自住家附近的派出所，和所长副所长指导员副指导员握手寒暄，我们说我们很高兴能有这样一次锤炼锻炼磨炼大开眼界的机会……最后，我就到了苏五一的手下。

    据说，一个多月以后，当我们圆满结束了这次活动的时候，领导同志根据下面的汇报，对我们几位写家的表现是有个“说法儿”的。很不好意思，据说表现最好的，是我。我这消息来源，是我早年写小说的入门恩师、《北京文学》副主编周雁茹，一个最正统的**员。她是带着和我分享喜悦的心跑来告诉我的：“听说只有你一个人是真正深入了！你的表现最让派出所的同志满意了！你抱着铺盖卷儿去和他们‘三同’——同吃同住同办案了……”

    雁茹已经去世了，现在我觉得她那喜形于色的样子还历历在目。

    当时我只是一笑，我没有跟她细说，我之所以有如此良好的表现，主要是因为我有结识苏五一的荣幸，他使我忽然活个明白，思想豁然开朗。

    五

    是的，当天晚上，我就用自行车驮着一个简单铺盖，到派出所去了。

    那天正好轮到苏五一在门口的值班室值班，我去跟他一块儿。

    这个派出所是很简陋的，据我所知，这是当时北京最艰苦的派出所之一。其时，波及北京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七年，遍布京城的地震棚也基本消灭了，而这个派出所可谓地震棚中硕果仅存的。

    10.第八节 前科（10）

    据说老派出所在地震时成了危房，只好到这块空地上盖了一圈“干打垒”来办公。现在，它的四围已经盖起一圈崭新的家属楼了，而派出所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皮，更没有充足的资金。

    “干打垒”围起了一个不小的院子，坐北朝南的一溜，主要是办公室、会议室，东边的两间，是伙房，东南角的一大间，因为是在院子一进门的地方，所以成为了接待来访、受理报案、办理户籍的值班室，剩下的南房和西房，就都是民警们的宿舍了。

    院子里立了几根水泥柱，拉着两行铁丝，上面老是挂满了民警们的衣物。西北角有一个砖砌的盥洗池，从早到晚，不断有民警在那儿刷牙洗脸，可见他们谁也说不好什么时候能睡觉，什么时候才起床。平常的日子，他们分成两班，每天都要有一班人在所里待命，以应付各种任务。可“严打”这些日子，已经没有待命这么一说了，警车没白没夜地出动，甚至都不够使的了，从附近单位又借来了一辆吉普车、一辆面包车。公安分局的预审处也不够用了，包下了一家很大的旅馆，各派出所逮来的罪犯，够条件的就“报捕”，分局长一批，警车就呜呜地往那儿送。别说民警们一个个都熬成什么样儿了，就连围在“干打垒”四周楼房里的住户，也都给熬得五脊六兽的。

    我到了派出所门外，从自行车后架上卸下驮来的铺盖的时候，一辆警车正好也停在了门口。从车里下来了一个姑娘，她的后面，跟着一个女民警。

    那姑娘相貌平平，看那肤色有些像农村人。穿着一条深灰色的的确良裤子，上身是一件紫红色的的确良长袖衬衫，手里提着一个尼龙网兜，里面装着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毛巾、漱口杯、卫生纸之类。又逮来一个？卖Yin还是偷盗？我愣愣地打量她。她往派出所门里走的时候，歪过脑袋瞥了我一眼。我至今认为，就是因为这一眼，才给我带来了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和苏五一一道在值班室里待一会儿我就明白了，我的铺盖带得实在是多余。值班室的一个角落里倒是立着两张钢丝折叠床，可什么时候能睡下且不必说了，什么时候这值班室里能消停一会儿，让我们有空闲打开这床，铺开那铺盖，都大成问题。

    值班室简直是一个不断上演或交叉上演一幕幕小品的小舞台。

    九点一刻的时候，送来了一个醉鬼，蹬三轮儿的“板儿爷”说，他说他到永定门，可永定门哪儿呀？到了永定门，这位呼呼睡个不醒，不管你怎么问，也问不出个屁来了。永定门大了去了，我横不能把他扔在永定门大街上吧？明儿您再在大街上见着个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