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

    是一清二楚。    待朱棣发话后。    张辅和杨荣也坐上了桌子，一边吃一边朝楼下望着。

    衙门口聚集地人越来越多。    无数如蚁的人有老有少有妇有幼，有的吵叫有的哭闹有的说笑，嗡嗡蝇蝇的议论声搅成一片。    这些围观的人一边说话，一边对紧闭的衙门指指点点。

    饭吃到一半，底下突然传来兴奋地鼓噪欢呼声，“林太爷升衙罗，噢嗬……”

    朱棣探头望去，果然衙门已经大开，衙役们手执黑红水火棍都一字站在衙外，正在推着向前涌动的人群，呼喝着虚打。    不多时，一个头戴乌纱帽、身着青袍团领衫、腰间束着素银带的七品官员跨出了县衙门槛。

    这名知县中等个子偏瘦，但他的眼神凌厉，只是随随便便地站在那里向下扫视，滚腾翻闹的人声便由近及远便安静下来。

    “父老乡亲们，”林知县扬声说道：“大家喜欢看拖欠赋税的案子，我林某人顺从民意，在这里立地断案！”

    “拖欠赋税地粮长以及典史里正，都来了么？”

    一旁的衙胥赶紧说道：“回明府大人，都在签押房侍候着呢！”

    “带上来！”

    不多时，一群人便被带了上来。    林知县并不自己做决定，而是向身旁的吏员咨询意见。

    在一旁的吏员的指点下，先是验明了正身，然后林知县便例行公事地询问欠税人现在是否能够补足欠税。    答案惊人的一致：不能。

    这时，其中一个吏员又建议知县下令杖责那些欠税者。

    围观群众全都屏息吸气，全神贯注地盯着衙役们实施肉刑，整个场子里除了偶尔几声小孩的哭闹之外，便只剩下“噼里啪啦”的板子声和挨打者鬼哭狼嚎的喊叫声。

    见林知县没能识破粮长们拖税欠税的手段，朱棣冷哼一声。

    “某事宜行，却被吏员阻止；某事宜止，却听从吏员建议实施，如此无能……”

    杨荣盯着朱棣，眼中满是古怪地神情。

    朱棣察觉有异，往杨荣望去，见杨荣不自然地将视线挪开了，心中不免有种不祥地感觉。

    从朱瞻基开始，明朝的皇帝就并不掌握低品官员地任命权了。    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七品以下以及不入流的官员就不说了，仅仅知县就有一千多个。    开国皇帝除外，后世的皇帝都是生长于深宫内院之中，认识的人有限。    若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知县，那多半只能闭着眼睛瞎点了。    所以，低品官员一般都是吏部提供名单，内阁讨论确认，然后交由皇帝盖章即可。

    明太祖和明成祖由于精力充沛，因此还偶尔直接任命低品官员，但数量也不多——仅知县的职位就有一千多，皇帝就算认识那么多人，也不可能对他们都非常了解。

    朱棣仔细回忆着，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名。

    VIP章节目录 第八章 能员

    第八章  能员

    林知县……常州……林海！

    这时，林海的资料浮现在朱棣的脑海里。

    林海，字原——古人一般都是双字，单字极为罕见，朱棣见少识寡，只知道屈原也是单字。    林海是大地主的庶子，因师从法家而不屑于死读四书五经，因此没能考上功名。    好在家族在当地颇有势力，一番运作之下，好歹成了一名吏员。    在当地县衙任掾时，职内事务，处理快捷，深得知县的赏识，称赞他干练通敏，廉介无私。    明太祖为保证封建官吏的铨选与任用，推行三途并用之策，明成祖遵行不悖。    永乐元年时，林海吏期已满九年，按例应允给赴京考职。

    明初当官主要有三种途径：进士监生当官，荐举当官，吏员当官。    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荐举当官和吏员当官的路基本上被堵死，只剩下进士监生当官一种途径。

    荐举当官的缺点是比较容易形成**。    但朱棣规定了“首告无罪”制度，因此通过贿赂而获得“荐举”的难度大增。    为了保证荐举制度有效，还可以规定被荐举者无能或犯法则荐举者连坐。    当然，连坐的规定不能太苛刻——汉武帝诏令郡国贡举贤才，由于选令过于苛刻，竟造成各郡未荐一人。    可见，察举法规过严或过宽都不行。    所以朱棣准备这样规定：被荐举而为官者，未曾升官前失职，则荐举者连坐；若被荐举者升官后失职，则考察提拔者连坐。    这条规定容易导致被荐举者仕途艰难。    但朱棣对此并不是很在乎。    既要保留荐举这条路，又要尽量减少**，还要保证被荐举者仕途顺利……世间哪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事？

    相比之下，朱棣更反对吏员升官地路被堵死。

    应当说，科举是一种非常成功的选拔制度，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    甚至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    但如果将科举考试神化，则又犯了绝对化的错误。

    在朱棣看来。    最佳的办法是以科举制度为主，然后将“荐举制度”以及“吏员考满迁转制度”作为有力补充。

    吏员当官的正式说法应该是“吏员考满迁转制度”，是指吏员三年一考核，“一考满迁转”、“二考满办事”和“三考满出身”。    也就是说，如果吏期任满九年，每次考核都能考满，那么这名吏员就获得了做官地资格。    这种制度在明初执行得还不错。    可惜在明代中后期，由于科举制的日臻完善，“吏员考满迁转制度”便逐渐名存实亡了。

    吏“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    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    他们是官府中地“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    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    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    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    也不能考进士。

    由于明朝吏员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而中后期又极难得以通过磨勘考满而出仕，这不仅埋没了大量人才，也造成吏员的腐化堕落——对于断绝了升官希望的吏员来说，既然被剥夺了精神追求的权力，那也就唯有进行物质追求了。

    别看理论上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是官领导吏，但由于吏比官更精通“业务”，因此吏总是很容易糊弄官。    要知道，除非皇帝有明确的上谕，否则在处理“业务”时往往需要查案例。    即过去处理这类事情的成案。    以便援例办理。    由于事情千差万别，不是一个成案可以解决。    有的必须七弯八拐，援引很多成案才能解决一个问题。    这些案例堆积如山，汗牛充栋，如非熟手，无异于大海捞针。    官员们很少有人能够熟悉钻研“业务”，因此在行使职责时不得不听命于书吏。

    此外，帝国地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辞和语焉不详的，具体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    官员们既然不懂行，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自然也就都由胥吏们说了算，或者被胥吏牵着鼻子走。    所以，明末地顾炎武，便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    清末的郭嵩焘，也说有清一代是“与胥吏共天下”。

    坚持“吏员考满迁转制度”会带来两个明显的好处。    一是可以让吏员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目标，稍稍减轻一下吏员腐化堕落的程度。    另一个好处则是曾经做过吏员地官不那么容易被手下的胥吏糊弄。    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真实的情况不是吏怕官，而是官怕吏。

    吏员不能成事，却能败事。    所以，往往反倒是官员需要贿赂吏员。    例如，兵部按军功任命官职，如果不给经办的吏员一些好处，他就会设法刁难。    你非常正直，吏员会把记载你军功政绩的文件涂改几个关键字，然后给主管长官上报说：文件有涂改，按制度应当核对，以核对为名把你的升迁挂起来——升迁这种事时间拖得过长，弄不好就会有什么变故而失去这次升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