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立志传

    《奸臣立志传》

    弘治皇帝

    弘治（明孝宗）

    弘治为中国明朝第九个皇帝明孝宗朱佑樘的年号，相对于公元1488年至1505年，前后共十八年。

    明孝宗朱佑樘，宪宗第三子，成化六（1470年）七月三日生，十一年（1475年）十一月八日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弘治。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七日逝于乾清宫，享年36岁，谥“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十月十九日葬泰陵。

    孝宗是明代中叶唯一的较为励精图治的贤君。他即位后，首先裁抑宦官及佞幸之臣，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羽均被治罪。又淘汰传奉官2000余人；罢遣禅师、真人等240余人；佛子、国师等780人，被追回诰敕印仗，遣归本土。并调整内阁班底，罢免了不学无术、依附权要的阁臣万安、尹直等人。

    孝宗在位期间，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当时被任用的徐漙、刘建、李东阳、谢迁、王恕、马文升和伦文叙等人，都是正直忠诚的大臣，在弘治一朝发挥了较大作用。孝宗常召阁臣至文华殿，让大家共议大臣的章奏，写出批词后，自己再批改颁发。所以，阁臣李东阳高兴地说:“天顺以来，30余年间，皇帝召见大臣，都只问上一二句话，而现在却是反复询问，讨论详明，真是前所未有啊！”弘治十三年（1500年），大学士刘健上奏说，晚朝散归后，天色已黑，各处送来的文件往往积压内阁，来不及处理，如有四方灾情，各边报警等事务，就有耽搁的可能。于是，孝宗特定除早、晚朝外，每日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从此出现了“平台召见”这一新的朝参方式。

    孝宗对臣下宽厚平和。早朝的时候，孝宗亲御奉天门，大臣们言事，要从左右廊庑人门内面君而奏。有的大臣因地滑，行走失仪，孝宗从不问罪，奏本中有错字也不纠问，经筵讲官失仪，他还宽慰数词，不使其慌恐。有一年冬天，孝宗夜晚坐在宫内，觉得天气寒冷，就问左右内臣:现在官员有在外办事回家在路途的吗？左右回答说:有。他又说:“如此凛冽且昏黑，倘廉贫之吏，归途无灯火为导，奈何？”遂传下圣旨，命今后遇在京官员夜还，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令铺军执灯传送。这些事虽不算大，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如此曲体臣下，也确属不易了。

    孝宗在生活上也能注意节俭，不近声色。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卢思慎，曾对朝鲜的国王说:“先皇帝（宪宗）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孝宗）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居丧期间），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宪宗生前爱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红细布裁制的衣，每年要向那里加派上千匹。而这种织品，用工繁浩，名虽为布，实际却用细绒织成.孝宗当时还是太子，内侍给他送来新裁制的衣服。他说:用这种布缝制的衣服，抵得上几件锦锻衣服。穿它，太浪费了。遂谢而不用。他当了皇帝后，下令停止为皇宫织造此布。

    由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史称其时为“弘治中兴”。

    评王世贞《严嵩传》【转】

    作者：王建成

    明代嘉靖朝首辅严嵩，是一个被骂了几百年的大白脸，妇孺皆知的大奸臣。近年随着解放思想的良好氛围，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不少学者提出严嵩问题乃是明朝历史上的一大错案，其本来面目并不坏，从政数十年做了不少好事，办了不少实事，应该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之所以名声不好，完全是其政敌所强加的，冤枉地被打倒了还要再踩上一只脚，成为永世不得翻身的屈死鬼！历史上这样的冤案实在太多了，而严嵩则是其中骂得最响，屈得最甚的一个！

    现已查明，致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于死地的乃是其副手与后任首辅徐阶，而使其声名狼藉的则是另一个政敌王世贞。

    明朝的首辅似相而非相，至嘉靖朝则相互倾轧，你下台，我上台，愈演愈烈。次辅徐阶早就觊觎首辅这个位置，终于以种种手腕排挤严嵩出阁下台；一不做，二不休，又以“通倭谋反”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斩杀严世蕃。这样做实在有点过火，当时就有人反对。为障人耳目，不留后患，他想到了“口诛笔伐“，把住舆论关。物色了一个“能以毛锥杀人”的才子王世贞，给他提供方便，‘尽窥金匮石室之藏’，终于写出一本《嘉靖以来首辅传》，其中的《严嵩传》最为详细，长达一万余字，极尽“捕风捉影”，“张冠李戴”之能事，为后人之评价严嵩，定下了基调，提供了范本。

    世贞行文，颇善描绘。他首先为严嵩画像，说他“貌赢享鸟衣”、“狷隘睚眦”，具体事例是“奉使至广西，道谒乡人李遂”。查明史确有李遂其人，籍贯为江西丰城，算是严嵩的大同乡，称“乡人”没有错，但这个李遂这时还只有十四岁，根本不可能到广西去做官。而严嵩这时已经三十九岁，早已中举入仕并奉命去广西册封靖江王，不可能去拜访李遂，可见一开笔就有假。不仅把严嵩“布币而再拜曰”那段话搞假了，还把他父亲的身份也搞假了。严嵩的父亲严淮本为一介诸生，从来没有出任做过官。王世贞则说：“父为藩司吏”，生而“奇之”。还把他中举的时间也搞错了，严嵩本来是十九岁就“举于乡”，却写成了“二十二岁举于乡”。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写错了三个地方。

    接着写严嵩的升迁，是一部“私之”、“臾之”、“躐得之”的发迹史，当祭酒是“辅臣费宏其乡人私之”；当尚书是“谋于辅臣”、“从臾之”；入内阁是“嵩复私于言，躐得之”。结语是“始谬为恭谨，以迎合上意”。还说他是“以万寿贺表至京师”，否则还会“在南京逾五载不召”。一副奸雄相就这样画出来了。

    查严嵩自弘治十八年廷试中二甲第二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至嘉靖四年升国子监祭酒，（由七品升四品）用了二十年时间。比他后入翰林的早就升官了，严嵩循序早就该升，怎么算是“私之”呢？其在南京数年，确有建树，已经任南吏部尚书，有资格“考满”晋京，怎么算是“从臾”呢？嘉靖十五年五月二日，五十七岁的老严嵩奉命赴京，十八日即任命为礼部尚书，是皇上看中了他的政绩和才能，朝中大臣也交相荐举的结果，并不是象王世贞所说的“以万寿贺至京”，意即为向皇帝贺寿拍马屁这才来京的。查嘉靖皇帝的生日是八月十日，严嵩早在五月份就来了。王世贞不是不知道，却故意要这样写，是故意损人。在礼部六年，政绩卓著，接替夏言入阁任次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嘉靖朝的几任阁臣都是礼尚书提上来的，不是什么“躐得之”。王世贞之所以这样落笔，无非是说他的来路不正，是私躐得来的，这就为尔后的“窃权”、“专横”，埋下了伏笔。

    入阁拜相，是严嵩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重头戏，也是这部传记要写的重点。在王世贞的笔下，这个先任次辅后任首辅的严嵩先是“益骄”，后是“益横”，接着是“益发舒”。严嵩“在直”二十一年，克尽职守，他也承认是“或累月不出”。那末都做了那些事情？则只字不提。群臣交章弹劾，他在传记中则详加引用，可那皇上却“皆勉留之”，也一笔带过。洋洋万余言，看不到严嵩半点政绩，通篇全是“污佞不当”、“中外侧目”、“公论益鄙之”的描述，而所列事实，多为道听途说，主观臆断，经不起检验与推敲。

    明朝设御史、给事中等谏官，专司弹劾，大臣遭受弹劾，乃司空见惯之事。王世贞所写的几位首辅——张璁、夏言、翟銮、徐阶，莫不遭受过弹劾，张璁曾遭到百余次的攻击，比严嵩的“被劾”多得多，他所写的《张璁传》没有引用一例。而《严嵩传》则引用达十余例，开传记中引用奏疏弹劾之先河。《明史纪事本末＆mp；#8226；严嵩用事》起而效尤，全文引用杨继盛弹劾严嵩的《请诛贼臣疏》，为严嵩后来之所以定为“奸臣”，留下了一颗重型炮弹。

    对于谏官的劾奏应该怎么看？可信不可信？明代谏官